高雄旗津張小姐／我要在海外協議離婚，法律上應如何辦理？

Answer：依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5條之1規定：「法律行為之方式依該行為所應適用之法律。但依行為地法所定之方式者，亦為有效。」依內政部之解說，在國外協議離婚者，欲辦理離婚登記，除應備身分證、印章、戶口名簿，最近一年以內二吋照片二張外，其離婚協議書應經我駐外館處驗證，國外的離婚書約須經我駐外使領館處驗證，協議離婚書如加註「符合行為地法」字樣得單方申辦，並翻譯成中文經駐外單位驗證或經外交部或法院驗(公)證。若是大陸地區的離婚書件則須經海基會驗證，法院離婚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應經海基會驗證，再經我國法院裁定認可。

 

延伸法律問題

廖元豪／又要法律職業教育，又要降低律師考錄取率？

在司法改革會議開得沸沸揚揚之際，一般媒體關注的好像都是針對「法官」或「檢察官」的批評。其實，「律師」與「法律教育」也是很關鍵也很有問題的一塊。關於律師產業，很多人（包括現在的執業律師）還認為律師太多，錄取率太高。同時又在怪罪法律學系太多、學生太多。我們的律師真的太多了嗎？我們的法學教育應該要依據市場容量的計算，來決定招生人數嗎？

在我看來，法律教育要好好定位一下。很多抱怨「法律系太多」的人，同時也在抱怨「錄取率太高」。然而，法學院法律系真的是為了「律師」或「司法人員」這種職業而培訓人員的嗎？為什麼政治系中文系社會學系不會有類似抱怨，但法律圈卻會有呢？

法律系是專業教育？培養法學興趣？

2007年，台灣有一波風潮，由呂秀蓮副總統倡導，想要模仿美國，把法律教育「上移」到研究所。他們說，法學院應該是一種「專業學院」（professional school）。但到底什麼是 professional school？

其實啊，professional school 就是「職業學校」。或稱「高級職業學校」。在美國，通常是研究所層級，為訓練特定領域專門職業人才而設的學院。「Professional」這個詞兒用英文說來好像很高深，但其實就是「職業」。我們說「職業運動」，也就是 professional sports。好像很少人把 professional boxing，翻譯成「專業拳擊」吧？

而所謂的「專業學院」（ professional school），就與一般的 graduate school有所不同。以醫學院來說，它創設的目的不是在單純的傳授「醫學知識」，而是在培養「醫生」。因此，每一個進入醫學院的學生，將來都是打算當醫師的。不太可能有人就只是為了「對醫學有興趣」而跑去讀。醫學教育與醫師考試必然掛勾，與將來的執業內容更是緊密連結。

依此，法學教育若是「專業教育」，那法律學系之教育目的，也就是要培養律師、法官、檢察官、法務等職業人才。那麼，原則上從法學院畢業的人，應該都推定具備法律執業的能力。律師或各種證照考試，應該多半都能夠通過，讓大多數畢業生都投入這個職業。依此，錄取率高天經地義。考試只當作門檻，最低標準，而不需要擔負太多「鑑別力」的功能。

美國與德國的法律教育，都是很典型的「專業教育」。這兩國的法律教育畢業生，大多數都能通過律師或司法人員考試，取得證照。美國的法學院學生在暑假時期一定去實習；德國的畢業文憑甚至與司法人員考試的證照結合。在這兩個國家，「讀法律」將來當然就是要「做法律」！他們好像很少人花腦筋在「考試錄取率」之控制。

至於一個國家到底要有多少律師？可以討論。依台北律師公會的陳彥希理事長舉出的資料，美國目前大概有 124萬個律師，每萬人有 39.63的律師。而德國每萬人大約 4.5名律師。兩者差異不小。因為，美國的法學院數量很多，德國的高等教育則是嚴格控制。這又象徵了在「職業教育」的邏輯下，也有兩種不同的哲學─市場競爭或國家控制。

4年訓練不能執業　顯示教育完全失敗

但無論如何，「法律教育就是職業教育」的德國與美國，不會太依賴「降低考試錄取率」來「把關」。即使想要「控制人數」、「壟斷市場」，他們也不會把重心放在「降低錄取率」。因為，既然是職業教育，那從學校收這個學生的那一天起，就準備著要讓他去執業的。這樣才能從頭開始操練、灌輸、浸淫這些「預備軍」。怎麼可以在那麼多人，受訓4年後，卻刷掉10分之9？職業訓練出來的人不能執業，那不是顯示教育完全失敗嗎？執業的素質到底要靠4年（以上）的磨練，還是要靠那一張考卷？

在專業教育、職業教育之外，另一種教育哲學，則是與具體的「執業」、「職業」、「行業」脫鉤。就像哲學系、政治學系、社會學系、人類學系、經濟學系……它是一種「學問」或「知識」。教育目標比較接近通識教育。你畢業後什麼都可以做，但不擔保你進入某一行。就像政治學系畢業不必然當（狹義）政治人物，中文系畢業不見得當作家。法律系畢業也可以當記者、導遊、國中老師、證券交易員、房屋仲介……。

如果，法律教育所預設的是這樣多元的職業生涯，那就不用特別鳥「國考錄取率」。大家海闊天空，愛幹什麼就幹什麼。

聽來荒謬嗎？其實當我 1988年進入大學法律系的時候，雖然法律系所不多，但在學的法律學生，仍然沒幾個會覺得自己將來必定會當律師法官檢察官（即使畢業成績很好）。畢竟錄取率不到 1%，絕大部分的人都不能期待這種「職業」「專業」。就像你入選學校籃球校隊，與當職籃球員是有很大很大距離的。

當時的補習風氣不那麼盛。同學們畢業後也各奔東西，不見得會集中在考試。多半的人也不會那麼介意「考上了沒」（除了台大學生可能比較ㄍㄧㄥ吧……但或許也比較容易被綑綁）。畢業幾年開同學會，各行各業都有，沒進入司法界的一點兒也不會覺得不好意思。

總之，法律教育若是「專業教育」，那就畢業生就應該推定能夠進入這個職業圈子，緊摳「錄取率」完全沒有道理。要想正當化「低錄取率」，讓大多數學生都被排除在門外，就必須將法學教育定位為通識教育：學法律就如同學哲學一樣，就是一種單純的「知識訓練」。但你不能說，法律教育是專業教育，但又要在錄取率上摳得緊緊的。這不是矛盾嗎？

學習醫界從源頭控制　確保醫學院畢業能當醫生

當然，這必然會與「法律系所之數量」「法律學生之人數」有密切關連。醫界就是這樣，從源頭就開始控制，然後確保他們能成為「專業教育」：醫學院畢業的都該當醫生。

但法律人很不團結，又不夠聰明。怕競爭，或為律師市場太擁擠而傷腦筋的人，既不知從源頭施壓，根本就控制法律系所的數量（如，醫學院）；又不會像會計師那樣，打擊一切搶生意的業務，並且想辦法增加「會計師簽證」的業務。弄了半天，只敢向考選部施壓，想摳國考錄取率。那就「器小哉」了。

法律教育與法律產業，有很多該檢討的地方。或許法律系所太多，或許教育內容不實用，或許律師應該要開發更多業務，甚至遊說立法去搶更多業務……但最沒用也最矛盾的，就是跑去說「錄取率降低」了。

●廖元豪，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，考試院人權保障工作小組委員，北市府人權保障諮詢委員會委員，移民／移住人權修改法律聯盟顧問，曾獲選中央社2006年「台灣十大潛力人物」，並於2017年代理北市府參與釋字748號解釋有關同性婚姻憲法保障之言詞辯論。~ 取自ettoday